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他们自身的力量太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多了，他们付出的太大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祖国”的实际的而不仅仅是的帮助了﹗
实际上，早在大失败后，中国人就曾经尝试在沿海地区策划武装起义，寻求建立“打通国际”的红色港湾，盼望着那些悬挂着镰刀铁锤国旗的航船鸣笛靠岸，在送来“国际主义情谊”的同时，也把满载而来的武器分发给急待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群众……
这种设想第一次见诸于正式文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的1935年6月16日。当时，、、、张闻天在致张国焘、、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2]
由此可见，西军失败后清算“国焘线”时，笼统地将“西进”说成是“逃跑主义线”，的确是失之简单也是失之偏颇的﹗“西进”的设想，是首先提出来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人的需求和现实追求﹗抽象而言，概括而言，不放在相应和特定条件下来衡量来比照，是不存在“错误”或“正确”之分的﹗——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军不也一样浩浩荡荡地“西进”了么﹖你说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然而从来就没有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虽然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远景”来设想的——“适当时期”﹗而且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在这里提出这种战略设想，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刚经过大失败大逃亡的军内“打通国际”的普遍呼声与急迫心情的一种安抚性响应﹗因为几个月后的12月1日，就在与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线”的真正态度：
关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3]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己﹗既或要是求人，也得先求己﹗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贷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
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后的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局会议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北辙而南辕”了——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5]
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的陈述也可资左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6]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都谈不上“成熟的方案”，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未得满足后的一种赌气﹗——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风口浪尖上去为团队的发展壮大寻找机会的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军事中心，便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农业危机，普遍的，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形势的发展，把和民族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南下，是同他对整个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处在两个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这种思维层次的差异后来演变而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到了有可能在红军内部诱发冲突的可能，从而直接导致了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直接导致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大举南下。尔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迭撞南墙之后又不得不西进康北，张国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曾被他斥之为“右倾逃跑”的“北上”线……
而既或是在这些“激烈的争论”时期，张国焘“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一定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时有发作。比如1935年8月初芦花、沙窝会议决定分左、右两分途北上之后，率左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为此，和红四方面军徐、陈也曾多次去电反对和劝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局并不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9]“……不宜分兵出西宁”，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这个时候，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期间，就在致朱张电中明确提出：“与二、六军会后主要目的是北上”。[13]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中旬，他更是带着部分部队率先启动了北上的行程……
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复杂”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闹僵了，分手了，分手后还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狗屁不是，这边还另立了一个中央﹗现在哩，还真让人家说着了：“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这回要是两边儿一照面儿，就是人家不给咱白眼儿瞧，咱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羞愧，自惭，不服气，不认输，你们也别太得意，是骡子是马咱走着瞧，……等等等等，如此这般的情绪搅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适的能够重新证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机会，其迸发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怕”的心态也勿需讳言和回避：怕被上“线纲”，怕被党争“清算”﹗想当初，我们从通南巴千里转战欢天喜地来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好些中央大员却一拉下脸子就我们“军阀”、“”、“逃跑主义”。现在哩﹖我们落了难，走了背字儿，要再遇上他们，被损了骂了可能还算是轻的，要是再“开展党争”予以“清算”，那……
正是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为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乃至会师之后的“故态复萌”，提供了生长的和条件。
其实这种考虑和探讨早在年前他们到达到陕北后就开始了，但正如前所述，的基本战略设想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通国际”，而相关的预案也一直在酝酿探讨之中。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至甘南地区，三军大会师之前景在望，与东北军的工作也很有成效，与南京间的秘密谈判亦在进行之中。于是，中央“接通苏联”设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选的线，就是——据说“夺取”是出自于张学良的。
可能是张学良有张学良的难处——至少人家还没有与蒋介石公开，哪些便宜能占哪些便宜不能占不好占，他肯定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番盘算，十天后，中央手中的“战役”蓝图，就大变了一个模样：东北军的参股没有了，战役第一步那个“为他人作嫁衣”，变成了“为自己作嫁衣”，而且不是佯动是真动——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直接渡河西进，夺取青海和甘肃西部﹗
3.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攻青海，一方面军攻，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用少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4.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箝制毛、王、何敌，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乎事实否。[16]
次日，在中央领导人致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等人的征询电中，这个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一）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
据回忆，当时张国焘打电话就“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方案向其征询意见时，他的回复是：“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肃西部﹗”[18]
应该说，“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方案，是很对张国焘的心思和胃口的，也很对红四方面军诸多领导的心思和胃口的。而就是在基层干部战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雪山再过草地”的顾虑和担忧——比如建立比较巩固的甘南根据地为补给后方，也是能够产生积极呼应的。
8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里可以大嚼面粉疏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驻岷县的鲁大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南部，又为我右军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19]
张国焘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也应该有“悔不当初”之愧叹：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行事，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在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来，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己也不致南下碰壁，现在又该是何等光景﹖那时节，徐、陈所率的右军，距此间不过几天的行程，却嘎然止步，令人扼腕﹗而那会儿的自己哩﹖还预言人家“不拖死也会冻死”，可笑啊﹗
这当然是中事了，张国焘是从来不会作这种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张国焘了——他在同一篇回忆文字中是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南下”和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了。”
这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从“无罪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线”方面的过多，这位“张”也实在是太健忘了——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无法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分析，却在“张”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洗清“”，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要硬把“张”的顽冥不化固执己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这些人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其二，执行该案，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才能会师，这对于刚走出失败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既能在会师前的相对创业过程中获得重新证明自己机会，又不致于与军主力硬碰，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三，对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掺和了“另立中央”的许多人来说，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双方再次会面后的尴尬。待到各自任务达成后再照面时，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功劳苦劳，大家都执行的是“国际线”，凑足了本钱再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过去的一切不快也必将被时间冲淡，谁还好意思去“清算”谁的“错误”﹖
据诸多当事人回忆，此间的张国焘，就是“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最积极的鼓吹者——当然也是作为该案前提的“甘南根据地”的积极主张者——他的纠结心理，应该是所有人中最为严重甚至最为极端的：“另立中央”是个什么性质的“错误”，这个“错误”有多严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会师前尽力自创一片天地，才有可能获得以实力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的对话地位——也就是在党争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
……关于解决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问题，……我也说到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产国际的。[21]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绥远一带。我们这一除在9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其余担任苏区，12月开始渡河，因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12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12月从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南陕甘苏区联系，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关系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议，或协议中不能达到使甘土著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戊、、青海、甘肃等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
可见，中央在形成这个给国际的报告时，是充分考虑了红四方面军当前地理及现实状况的，或许还多多少少也考虑或顾及到了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可能会产生的复杂——当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方案设计依据，还是国际方面此前给出的信息：“……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2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向国际报告的这个方案中，战役步聚是：先取，后图甘西——取甘西的日程预计是“明年春暖”。
如果中央给国际的报告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复，那么不管后来这“打通国际”是成败如何，是得也好是失也好，说“从前”还是说“当今”，这笔责任账都常清楚的：“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也好，“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也好，都是出自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原始与自主策划，始者，始作俑者，都至少包括这样的指向——，毛﹗
同意你们占领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4]
“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就是说，国际已对“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内涵作出了重新定义﹗而如果“不能向新疆方面前进”，那“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何在﹖“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迫切性没多少了，好几万人马的一支红军主力还窝在甘南一隅干嘛哩﹖——那个年头军队，还远没到人马多得在啥地方都要安营扎寨的地步吧﹖
接到国际的回复电后，中央主要领导人，酝酿蹉商了好几天，才为这个“重大调整”定下盘子。9月14日18时，他们将这个重大调整电告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
（乙）胡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10号从长沙开动，先头18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1）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陕甘北苏区。
（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胡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月渡河夺取南部。
（3）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传达国际时（包括向彭德怀这一层次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传达时），都略去了“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要知道，在那个年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国际”和“祖国苏联”的形象都是神圣伟大且至高无上的，任何有可能对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却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与“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类信息，有“出尔反尔”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会损及红军将士对国际和“祖国”的笃定信心，也极有可能不利于激励他们对“打通国际”军事行动的高昂士气……
一、“一、四方面军各自夺取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既然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胡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国际批复的，改变了“四方面军在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战役的渡河点改在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而就在在筹划这个“重大调整”期间，尚未得知国际批复和中央筹措“分攻宁青”的西北局、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蹉商集议后，提出了一个旨在“牵制打击胡敌”且“相机打通一方面军”的“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
二、对策：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和迟滞胡敌西进。
（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其停滞静宁以东。
（二）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26]
因为这个并没有改变“分攻宁、青”的计划，“打通一方面军”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出击行动，对“甘南根据地”的营造以及年底“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行动并无重大影响，所以张国焘并未对此表示。
（乙）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陕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
（丙）朱、张、陈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四军、三十军、九十一师仍原计行动，九军全部抽了后，可位首阳、何家沟，相机以一部去袭击通安与马家河之敌，并准备策应通渭方面九十三师。可以九团位榜罗、通渭、各一营，叶、柴带两团及，即向会宁、静宁大道、音家镇或界石铺突击，截击交通与解决资材。以陇西川、义岗川、雷阳镇、蔡家镇为主要活动地区，诱静宁敌出来，夜袭与伏击。但必多带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尤须加意学会巧打骑兵，力不（要）太分散。[27]
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即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的——引者注），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占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18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28]
然而我们在朱张陈13日及同一天里张国焘致、周纯全电报的原版文字中，无论如何都读不出“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或“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图来：朱张陈策划的“三军协同作战”，实际上就是一次袭扰迟滞敌军的行动，兵力及规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思……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的这些“微辞”的确就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话，那倒更像是针对中央领导人于9月14日18时致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电的内容——也就是中央将“分攻宁、青”变作“合取”的那个电报的内容。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后的中革军委复电、张国焘、陈昌浩，更进一步强调：“彼此意a型血人的性格见大致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之。”[29]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西北局，“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界石铺通渭大道有隔断之虞。”[30]
这也是中央部署与西北局朱张陈最大的不同之一——这才更像是要组织“决战”（其实中央并无此意——几天后中央即有专电释“决战”之疑），这才更像是“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其实也不是，当时中央部署说得很清楚，虽然后来因形势及敌情变化作出了改变：“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
A、据（）二十三年度甘省建设月刊载，永靖之渡有浮桥和渡船，各县人口河州27万、靖远61万、古浪13万、民勤13万、永昌5.5万、凉州20万。
B、我军出青马敌后，宜速集兵取或围河州，抢渡，便尔后行动。敌骑宜活动地区，我步兵不便游击，应速扩展骑兵活动。
D、已令先念派一个团往首阳集、汪衙，九军特（务）团不知住何处，已令王全齐集大寨子待命抵挡王均。
这个比较简洁扼要，基本上没有言及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者是根据自己所处以及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行动方向选择的——者本人一直在前线，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北局朱、张、任、陈与中央之间关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酝酿蹉商。
在《历史的回顾》中称，他的这个，是针对西北局朱张陈13日电的内容提出来的，而中央通报国际及相应部署调整的电报都是发给西北局朱张任或朱张陈的（有的电报包括贺龙、），所以笔者暂时还无法确认：正在漳县前线的在如此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其究竟是针对中央部署而提出来的﹖还是如其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所言，是针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而提出来的﹖
张国焘变脸的原因，官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是这样叙述的：根据中央部署，“红四方面军便需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在通、会、静、海地区两个多月。中央虽连电督促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定、会地段，张国焘却踌躇不决。”[32]
这部官版权威史着的这种解读，是因为其作者对〈、、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等电（1936年9月15日）〉签发日期的判读错误（将9月15日判读为9月13日），以为张国焘9月13日致、周纯全“我们大计仍然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那个电报，是对中央这个电报的赞同反应——而且很多读者有可能把“快向西北进”中的那个“西北”，解读成包括陕甘宁青新地区的那个“大西北”，而不是根据红四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而确定的、有着具体指向的“西北”。
其实，张国焘变脸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根据国际而对行动方针作出的重要调整。张国焘的这个“变脸”，应该是从接到中央的这个“重要调整”（即中央9月14日18时“占领部署电”）开始的：中央来电中的“重要部署调整”，不仅是把三军会师的日程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将“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变成了“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9月16~18日，西北局在岷州开会讨论中央部署，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刘少文等人（、周纯全等在漳县前线未能与会）。关于会议情况，傅钟有一段回忆：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不像前几天研究甘南根据地建设时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情绪有了微妙的变化。讲话中，有同意中央来电部署的意思，但又大谈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难以供应大部队生活之需，显出仍不愿会合一方面军。……关于部队的战略方针，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9月13日来电的部署（应为9月14日——引者注），发动静、会战役。[33]
谁知，在做静、会战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与中央闹的故态又恶性发作。他反对北上，要西进，过黄河去青海、新疆，根本了刚才西北局所作的决议。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争论十分激烈。张国焘甚至说经静会北上是“断送红军”﹔朱总司令耐心地劝张国焘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集体决议。我也向张国焘表明，主张向北，并陈说了北进方针的好处。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情绪很坏，[34]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了。我们反对西进，与他争。[35]
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国焘增加的底气，至少有可能部分来自于未能与会的9月15日的那个“西进”——张国焘有可能是在岷州会议开会后的9月16日收悉这个电的，而张国焘反对并西北局根据中央的部署调整而策划“静会战役”的理由，恰好就是数十年后的“微辞”——对其当年“西进”所作出的解释﹗而会议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后，代表争论双方的、张国焘、陈昌浩还于会议第二天（9月17日）傍晚，致电、、彭德怀，询证中央14日部署电的有关内容：
像“攻与甘西?何为重点”这类问题，就是中央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完整向下传达“国际”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虽然既或没有这句话，也并不影响这个“”基本意思的解读——“我军占领地域后（不是甘西﹗﹗﹗——笔者注），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然而，岷州会议的大多数在没有得到中央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还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党性，还是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作出了决议：执行的既定方针，组织实施静会战役计划。9月18日，西北局以、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周纯全，下达《静会战役纲领》。
会议开到第三天（即9月18日——笔者注），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陈昌浩和西北局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的主张，张国焘说：“党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中央的那个“答疑解惑电”虽然没有赶上趟，但其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在此全文引出——中央在此电中详陈利害，实际上也回复了包括在内的一些当事人数十年后仍然纠结于胸以至于继续被人利用发挥的那些“微辞”：
（甲）向及甘西发展，重点在，不在甘西，因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过去即从这些道接济冯玉祥，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当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同志云，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南部后，应屯驻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取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从李毅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过沙漠。
（戊）攻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12月开始，距今还有70天左右，此70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12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有20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侧后，一方面军独攻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方免此失。
（辛）目前对胡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70天内逐步北移，至12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一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中央此电的相当内容，是得到了随即而来的事实映证的﹗虽然因为因“甘南风波”延误了时日，三大主力会师之际敌胡、毛、王各军也已抱成了团，“通庄静会战役”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也证明了北上静、会完全不像张国焘嚷嚷的那么，也是“断送”不了红军的﹗而看似庞然大物的胡、毛、王各敌军，只要是三军同心，指挥统一，也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各个击破的机会的﹗
然而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遂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日，召集、等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计议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也就是15日内容。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岷县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40]——等向汇报的渠道。
幸而红军总部还有党性未泯的领导人，幸而总部通讯部门还有党性未泯的负责人，幸而朱总司令一年以来身处逆境却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染了诸多红四方面军将士，朱总司令终于突破向汇报了这个重大变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西北局乃至红四方面军内部中央部署反对张国焘“变脸”的意见：
（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这一原案。
然而，获得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而有了底气的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总司令突破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贺、关、刘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张国焘摆出的就是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竟然还声称是因为“完全同意国际”）﹗大概他觉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前一样，劲头很足，口气也很冲，一口一个倘如按中央意图办就要“断送红军”……
为了解除张国焘、等“四方面军主力将迎击胡敌”的顾虑——《历史的回顾》曾经有过表述，彭德怀还于9月25日电请转致、张国焘：“奉毛电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夹击胡南北进部队，27日开向将军铺、单家集出动。”
最后是爷出面说了话才有了“果”——等返回洮州向西侦察的结果是：黄河彼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难行……[43]
张国焘不想与中央会合的思想是很固执的，西进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里召开的。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这是国际声称“不能允许”的——笔者注）。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几位同志会前和我交换过意见。感到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同日16时，、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报告红四方面军“已遵照停止西渡转向北进”[46]——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
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47]赫然出现在电文抬头：此前还底气十足的张国焘，出一场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的风波后，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过去的新“错误”，如今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其实这在此前就已见端倪：张国焘拧着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时，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与陕北同志取平行关系”这个最后的台阶——比如前几天9月26日12时，他在致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执意“西进”的同时，也发出了“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48]这样“预留”的“示好”信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这段史实，作出完全乃至性的陈述：在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中，他把“西进”说成是“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而会师后的“西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的“西进”，于是他成了北上会师的力主者，陈昌浩等反而成了滞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顽者﹗——幸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留存了下来﹔幸而，诸多原始文献档案，留存了下来﹗
“甘南风波”对张国焘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但“甘南风波”被爷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摁了下来，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着相似纠结心态的一些领导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视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